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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的出路在哪里?

照骏园 | 文


记得前年,郭文景先生携作品出现在上海音乐厅。演出的作品是几个大乐团作品和几首打击乐和笛子重奏的小作品。演出的结果当时是令我失望的,或许是我之前对这场音乐会的期待过于高了。造成失望的原因,可能并非由于郭先生的音乐叙述的能力,而更多的是出在材料的运用上。民族乐团的大型化是目前民族音乐乐团发展的趋势,同比例放大的二胡、笙并不能带来像交响乐团那样音色上的层次感,而在视觉上却显得笨拙和可笑。像郭文景、谭盾这一批的作曲家,他们试着将西方的现代作曲方法和中国的传统民乐进行嫁接,这其实是一种尴尬的方式,因为这并非是从音乐作曲的方法论入手的,而更多的是从音乐文化和音色等等入手的。这样的嫁接有些和充满了中国符号的中国当代艺术类似,它作为中国当代的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艺术。

郭文景先生的那场音乐会也并非一无是处,几首小作品还是耐人寻味的。打击乐的四重奏和笛子的三重奏听起来比这个大乐团要有张力的多。可能中国的民乐是不适合大乐团的。如果回到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中的意境、空灵是民乐大乐团无法营造得出来的,相反独奏或小配置的乐团却能给出更多的空间。二十个二胡合奏不如一个二胡独奏。不知获取了国际声誉的中国当代作曲家们又是否能认识到这一点?

民族音乐发展的出路在哪里?通过现代作曲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即兴音乐。前者是从作曲的角度入手,后者是从演奏的角度入手的。即兴音乐家大多个人的风格明显,通过对传统乐器的开发、改造、重新演绎,使得民乐演奏的现场达到一种全新的视觉和听觉的呈现。如今活跃在西方即兴音乐舞台的徐凤霞、闵小芬、吴巍都是从传统的民族音乐走出来的。古筝、三弦、琵琶、笙在他们的演绎下展现出了完全另外一种面貌。他们吸取了西方的即兴音乐方式,以及世界音乐的养料,但是在他们的音乐演绎中始终可以找到中国传统音乐中最精髓的东西。

2003年的一个中德艺术展开幕式上我认识了徐凤霞。她的开幕式演出令我印象深刻。从她在FMPFree Music Production)唱片公司发行的个人唱片《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和沃夫刚·福克斯(Wolfgang Fuchs)、罗杰·特纳(Roger Turner)的《新旗帜》,到2010年和卢卡斯·尼格利(Lucas Niggli)的《Black Lotus》,徐凤霞展现了她这十多年在即兴音乐舞台所倾注的所有心血。《Black Lotus》荣获当年德国爵士音乐唱片年度大奖也是实至名归。这几年,她创立的“千行者即兴乐团”又致力于西方即兴音乐家和中国年轻音乐家之间的交流,以及即兴音乐的普及和教育,诸如在音乐学院和艺术机构的工作坊和讲座等等,使得中国的乐迷、中国的年轻音乐家能够直接面对西方优秀的即兴音乐家,也使得在音乐学院学习民族乐器的年轻人看到了民族器乐的另一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对于即兴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和民族器乐演奏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民族音乐结合即兴音乐是一个可以实践的方向,并且徐凤霞、闵小芬、吴巍他们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这个方向的发展可能需要更有系统的支持,以及更为全面的发展。它也可能会有发展上的一些瓶颈,比如,一些演奏手法上的雷同、模式化,欠缺对整体音乐美学上的把握,等等,但是,毫无疑问它还留有巨大的空间让后来的年轻音乐家去不断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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