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如何构建国家形象?
在这 8 分钟里,我们如何构建国家形象?这是我们面对的困难,从政府的角度考虑,他们当然希望展现改革开放这 30 年城市的进步和发展,建设日新月异,取得的绝大成绩。我理解也接受他们的愿望。但我也希望能够有我个人的美学观点放进去。

电影里频繁出现的奔跑,是我们真正想表达的内容。中国这 30 年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奔跑的姿态,像呼啸的长江黄河,一路东去,奔腾不息。从身体到心灵,从经济到文化,从乡村到城市,从工人到农民,这个国家的所有一切,都在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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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木经惟的世界(节选)
我们应该对这个世界(世界也包括我们自己)怀抱一种好奇心,好奇心令荒木经惟保留了某种单纯和天真,他的照片于是反而有了“干净”的气息。照片总是在每个观看者那里重新获得投射,那么你看到了什么,你眼中的荒木经惟是什么样?是那个拍银座街头偶遇的中年妇女脸孔的荒木,拍各种身体交缠、捆绑性虐的荒木,拍天空、云、花、阳台和猫咪的荒木,拍少女和墓地,拍父母遗体的荒木,还是拍老婆阳子,从相识,蜜月旅行,做爱,直至她的葬礼的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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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我最兴奋的角色就是用艺术来讲故事(节选)
飞翔在蓝天上的快乐的徐斌

这是蔡国强第二次大型农民题材的计划。第一次是 1999 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威尼斯收租院》,当时他请来了 1965 年《收租院》作者之一龙绪理和几位年轻的雕塑家,把“看雕塑”转为“看做雕塑”的艺术形式,在展览现场重塑当年的《收租院》。十年后,蔡国强以收藏者、策展人、艺术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出现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农民达·芬奇》展览中,展示他在民间发现的十位奇人。在展览的序言中蔡国强写道:“我在整个展览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览看起来只会像农民创造物的博览会;而我的因素多了,又会显得农民的创造物都只是我的装置材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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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禄:造一个听我话为我服务的机器人
1962 年出生在北京通州区漷县镇马务村从小就迷恋机器人的农民吴玉禄绝对是最典型代表之一。记者几经周折来到少见人丁的小村上,在热情的村民的指引下,很容易地找到了“地方名流”吴玉禄的家。拉开院门,第一眼便看到高高的铁架上,站着一个保持飞翔姿态的未包装的机器人。金属质感的铁皮以及略显粗糙的造型散发着原始创造力自带的魅力和难以言说的机械之美。吴玉禄介绍说这便是蔡国强特别订制的“跳楼”机器人克莱因。

被贴上“发明家”、“农民艺术家”、“京郊新闻人物”等标签的吴玉禄天天要接待各种访客,家里的黑板报上更是贴满了各种媒体的报道和名片。在被获悉将与艺术家蔡国强合作参与“农民达·芬奇”展览后,这个堆满金属零件、废用电机、铁架铁丝、电线以及成品或半成品机器人的农村大杂院又多了很多文化艺术类的造访者。谈话间可以参透,吴玉禄对出名无多热情,“有一天,能继续造出一个全方位立体化、为他端茶倒水捶背做饭的机器人”才是能让他兴奋的唯一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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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只要写作就是回乡
吹锄头箫 江苏省南通市 这是正在消失的乡村景象

张英 | 采访

ArtWorld: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故乡和土地一直是你小说的主题,也是你写作的驱动力,这样的表达还会持续多久?

贾:我的那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其实都不是在做“桃源梦”。现在哪儿还有“桃源”呢?虽然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大国,随着时代前进,农村肯定会城市化,这是一个大趋势,大部分的国家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农民特别少,城市人多。但城市化也会有一个问题,最后大家变成一个样,好多地方的传统文化就消失掉了,不再有差异性,因此我担心随着城市化进程,将来慢慢地各地传统文化就没有了。在这样一个社会进程中,我关注农民,记录他们的生活变化,写他们的生存状况,这是我生命的必需,也是我仅仅能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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