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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rey Chen答颜峻

你已经来中国巡演过两次。那是哪年时?你去了哪里?和谁一起演出?对于中国乐坛你有什么印象?


Audrey:我其实来过中国三次。第一次是在我认识你之前,在上海音乐学院,我和来自巴尔的摩玩干冰的女艺术家Catherine Pancake一起做了一个演讲和表演。第二次是和与中谷达也(打击乐),第三次是和Alessandro Bosetti(高音萨克斯)。每次都是二重奏。我记得,在所有的时间里我只有一次机会与其他音乐家一起演,那是上海的“虐待护士”。那是正真原始的和令人兴奋的...在我的记忆中,当然已经是七年前的了,我认为中国音乐场景像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地下社会。大部分是玩电子的,大部分是男性。没错,都有这种“原始的和令人兴奋”的感觉,一种好奇心和挑战意识。我作为一个美国华裔女音乐家,我的印象是我的到场被染上了这种小社会的音乐家的颜色。我的中文不好,但是看起来我因该是可以的。所以我不完全是个外国人,但是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我却是一个外国人。这打开了许多对话的话题和讨论的主题。

 


你的音乐听起来比“冷”的即兴音乐更加温暖,经常融合了不同的元素,并且在音乐曲调和噪声之间游走,有时你会唱一小段旋律作为最后的结束,这些使得你的音乐更更接近传统,更平和。你怎么看今天世界各地的即兴音乐?谁是你最喜爱的合作者?


Audrey:我想,我没有考虑过这样方式下的“即兴音乐”。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过程,没有别的了。我看到即兴音乐在不同的社会中已经形成一个可定义的风格,但对我来说是一种工具来帮助我达到一种新的语言(许多现有的和可识别的,一些全新的,一些老)来讲述一个诚实的故事。
目前我最喜欢的合作者是我的几个二重奏项目的合作者,Phil Minton、Luca Marini和吉他手Jean Yves Evrard,还有德国艺术家John Bock和新的合作者Kronos Quartet。对于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进程形成的新的挑战我感到很兴奋。



你有时还跳舞或作派对吗?你怎么做到增保持如此多的能量带着沉重的设备旅行?


Audrey: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尽可能充满动力和活力地去做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无论是在跳舞、携带装备、作为一个母亲、生活中的温柔和所需要的侵略性......我们都只有这么多的时间把我们自己填满。



你已迁往柏林一年了。你能跟我们说说这个城市吗?它对一个音乐家有什么帮助?你想念美国(东部)乐坛的一些东西吗?如果所有欧洲国家削减文化资助,你会如何打算?


Audrey:是的,我已经在柏林生活了一年,但是对于这个城市我还是很新鲜的。自我搬过来后,我在欧洲各地巡演旅行,又经常来回于欧洲和美国之间,所以我还从来没有呆在柏林超三个星期。我想,现在的柏林看上去有似乎像一个良好的基础,有许多艺术家、生活方式很好、租金便宜、有便宜好吃的食物。我在这儿有很好的朋友们,这比什么都使柏林有家的感觉。一般来说,我相信,搬家是一件好事。我仍作旅行,但不完全都在巡演。经济上,我比较放松,花销不多但可以做很多事。真正的挑战在于尽可能地安排出我的时间与我的儿子在一起,他在美国,在另一个大陆的生活。 如果他不来欧洲的话,我每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就会回去和他呆一段日子。
我们正在为此工作。我并不担心在欧洲削减太多文化经费。当然,这会对我产生直接影响,但是这里有太多的与美国达到同一水平的艺术支持的历史,因为它是在与美国达到同一水平。在欧洲有太多的“被称为”艺术家的不断在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每个人将无偿地表演,就像在美国。我们都只是等待和观望...我想可以搬到到巴西去...他们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



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你的乐器吗?是谁设计的合成器?你的大提琴中最心爱的是哪部分?有时你是否会惊喜自己的声音?


Audrey:人声、大提琴和电子。这个合成器被称为“fourses”,是几年前由一个巴尔的摩的朋友,Peter Blasser做的。我的大提琴是1850年捷克造的,这是唯一的一件从我11岁就拥有的乐器。她是我最老的朋友和最永恒的伴侣(这次中国之行的情况例外,它被留在柏林家里了)。我一直惊喜于一切......不只是我的声音。我从8岁开始演奏大提琴家,从11岁开始唱歌,之后开始结合这两种声音,再开始把电子加入进来......我想大约5年前,我开始唱得更多。当歌曲是我唯一的音乐形式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所有的音乐能够跟随回来。我想,这是一个好的过渡时期,搬家还很新鲜,有新的项目,并且我有比在我面前无限的可能性还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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