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在蓝天上的快乐的徐斌

这是蔡国强第二次大型农民题材的计划。第一次是 1999 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威尼斯收租院》，当时他请来了 1965 年《收租院》作者之一龙绪理和几位年轻的雕塑家，把“看雕塑”转为“看做雕塑”的艺术形式，在展览现场重塑当年的《收租院》。十年后，蔡国强以收藏者、策展人、艺术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出现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农民达·芬奇》展览中，展示他在民间发现的十位奇人。在展览的序言中蔡国强写道：“我在整个展览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览看起来只会像农民创造物的博览会；而我的因素多了，又会显得农民的创造物都只是我的装置材料而已。”

1962 年出生在北京通州区漷县镇马务村从小就迷恋机器人的农民吴玉禄绝对是最典型代表之一。记者几经周折来到少见人丁的小村上，在热情的村民的指引下，很容易地找到了“地方名流”吴玉禄的家。拉开院门，第一眼便看到高高的铁架上，站着一个保持飞翔姿态的未包装的机器人。金属质感的铁皮以及略显粗糙的造型散发着原始创造力自带的魅力和难以言说的机械之美。吴玉禄介绍说这便是蔡国强特别订制的“跳楼”机器人克莱因。

被贴上“发明家”、“农民艺术家”、“京郊新闻人物”等标签的吴玉禄天天要接待各种访客，家里的黑板报上更是贴满了各种媒体的报道和名片。在被获悉将与艺术家蔡国强合作参与“农民达·芬奇”展览后，这个堆满金属零件、废用电机、铁架铁丝、电线以及成品或半成品机器人的农村大杂院又多了很多文化艺术类的造访者。谈话间可以参透，吴玉禄对出名无多热情，“有一天，能继续造出一个全方位立体化、为他端茶倒水捶背做饭的机器人”才是能让他兴奋的唯一沸点。

吹锄头箫 江苏省南通市 这是正在消失的乡村景象

张英 | 采访

ArtWorld：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故乡和土地一直是你小说的主题，也是你写作的驱动力，这样的表达还会持续多久？

贾：我的那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其实都不是在做“桃源梦”。现在哪儿还有“桃源”呢？虽然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大国，随着时代前进，农村肯定会城市化，这是一个大趋势，大部分的国家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农民特别少，城市人多。但城市化也会有一个问题，最后大家变成一个样，好多地方的传统文化就消失掉了，不再有差异性，因此我担心随着城市化进程，将来慢慢地各地传统文化就没有了。在这样一个社会进程中，我关注农民，记录他们的生活变化，写他们的生存状况，这是我生命的必需，也是我仅仅能做到的事。

2010 年，《艺术世界》的编辑记者张小船、大金前往福建马坑村，寻找一位名叫李天柄的乡村照相师。李天柄的名字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他与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展览更是很早就结下了缘。他曾经参加邱志杰策划的《民间的力量》展，2004 年受许江邀请参加了《影像的生存》上海双年展。他的故事早已被国内外百余家媒体报道，他的神奇技能（自创的曝光法）更是被世界吉尼斯载入史册。

几十年来，不论天柄师傅走到哪儿，一顶鸭舌帽、一只军绿色挎包和那架陪了他一生的老相机就是标准的“行头”了。李天柄在儿子的安排下为媒体（游客）准备了一套标准“拍照表演”，就像演员上台前的那一刻，那大概才是他最真实和放松的时候吧。《艺术世界》的记者不想为此次的探访做什么预设，当然，那份惴惴之心还是显而易见，希望他依旧是我们想像中的那个乡村照相师……

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和他的女演员

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文  陈韵∣译
当一个人可以把故事写出来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要把它拍成电影？既然要拍成电影，那又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这两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问题，对我却大有意义。当我脑子里冒出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要做一个电影人。如果我最终把它们拍成了电影，那是因为我写得不成功。如果，在某个意义上，我真的写了这些故事—正如你将要读到的那样—这纯粹只是为了把它们拍成电影。

然而这些文本并非“改编”自我的电影。从时间上来说，它们的产生先于电影；从一开始，我就想要它们成为不同于“电影剧本”的东西。因此，这里显然找不到任何关于摄像角度、拍摄或其他电影导演上的术语。从第一稿开始，故事就带上了坚定的文学品质。似乎故事，连同他所描绘的人物、情节和台词，有一种声称它先于电影而存在的需要，尽管只有制作电影的行为才赋予这些故事以完整的意义。因为没有人从虚无中制造出电影。拍电影的人总是在拍“什么”，虚构的或真实的，而且现实越飘忽不定，虚构就越要坚固。虽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手法的着迷，但我并不会对某些形式视而不见，譬如心理剧和个人日记，认为它们同我的目标毫无关系。这些“故事”，正如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必须作为虚构作品而站住脚，哪怕它们的某些元素是从现实中借鉴，甚至窃取而来的。